衙前围村考古证生活历史　保育角楼地基显「围」布局

围村是香港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其历史文化深厚，最远可追溯至宋朝末年。时至今日，一些位於新界的围村仍有人居住，而部分地面上的围村建筑，包括城墙和角楼等，亦被列为法定古迹而受到保育。然而，由於这些围村备受保护，即使具有考古价值，考古学家亦只能研究地面上的建筑物，未能进一步作地底考古发掘研究，令外界较难透过发掘埋藏在地下的历史遗迹，了解古代围村聚落的居民生活和演变，考究围村在不同朝代的历史发展。

市建局在2005年接手前土地发展公司於1998年宣布但尚未开展的黄大仙衙前围村项目，积极探讨如何兼顾发展和保育围村。由於团队需要评估和确认围村地底是否埋藏昔日围墙遗迹及村民聚居的证据，因而需要进行地下发掘，以确定最终保育方案。在此背景下，凑巧给予考古界一个珍贵的机会，进行全港首个针对围村的地底考古研究。

衙前围村考古发掘研究历时六年多，研究报告协助外界了解围村文化的起源，并一窥数百年前村民的生活情况及古代围村建筑的建筑方法，成为香港围村研究的重要参考。

考古围村机会难逢   邀请国际专家参与

市建局完成项目相关业权收购和补偿工作后，在衙前围村项目的规划初期，委托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保育专家卢光裕及其专家团队，就项目展开初步保育研究。团队建议保留村内的门楼、门楼上方的「庆有余」牌匾、天后庙、围村中轴线及八间原有结构较为完整的村屋。

经初步研究后，为了评估围村地底可能埋藏昔日围墙遗迹及村民聚居的证据，市建局在2016年邀请了曾在香港、东南亚、欧洲和地中海等地领导多个考古发掘项目的国际考古专家朱莉亚（Ms. Julie Van Den Bergh）为衙前围村作独立文物影响评估。

市建局邀请国际考古专家朱莉亚，为衙前围村进行考古发掘研究，属围村研究上的突破。

考古经验丰富的朱莉亚接受访问时说，这次考古范围涵盖整个围村地底遗址，是香港首次，绝对是一次独特的经验。她解释，一般的公共考古项目，通常是在靠近海岸线的位置发掘，主要目的是了解史前历史；至於针对围村这类私人土地的考古发掘，则较为少见，而且相关考古研究是否受到重视，甚或开展，亦视乎发展商取态。

石制地基建於明清两代  保育方案需依靠详尽考古

朱莉亚仔细敲定考古方案，展开首阶段挖掘，拟定11处探方位置，覆盖遗址四角、四面围墙及墙外的护城河原址等有较大可能发现古迹的区域。初步结果发现，在围村的东北角和西南角，发掘到角楼和围墙的石制地基，估计最早建於明清两代。

朱莉亚遂建议扩大挖掘范围，在2018年扩大四角围墙地基的挖掘范围和深度，了解有关地基的形状和建造方法，亦进一步挖掘墙外的护城河原址，尝试从沉积物中寻找最早期的村民聚落证据。团队再於2020年第二度扩大挖掘范围，了解围墙地基的建造方法和建筑物料、在不同年代的用途和受破坏程度。

考古团队於2018年扩大四角围墙地基的挖掘范围和深度，因此了解到围村地基的形状和建造方法。

考古挖掘在去年年中结束，这次考古首次提供了古代围村建造方法和围村村民生活方式的证据和线索。朱莉亚说，角楼和围墙地基遗迹的发现佐证了历史纪录，出土的围墙地基为古墙的建造方法和石材提供资料，并发现围墙石块曾经重用，显示村民在较近的年代曾重建围墙，亦有围墙的石头用作回填护城河，再於其上建屋。

文物方面，朱莉亚指出，衙前围村只是一条普通村落，找到大量古时的日常用具，反映不同年代衙前围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面貌，「因为当时没有厕所，他们需要用夜壼，我们正好在遗址找到一些，也找到属於清代的墨台和耕牛相关的木具等」，显示该遗址18世纪至20世纪初的农业文化，亦有捕鱼器具、游戏和教育相关的出土文物。

她又补充，出土文物中有部分来自日本的陶器和欧洲的器具，反映聚居村落已有一定繁荣程度，有经济实力进口外来货品。朱莉亚估计，明清时代的村民务农为生，主要收入来自在市集出售农作物，而由於当时从九龙湾到上水、粉岭等新界地方，攀山越岭有危险，不少人会到村中天后庙祈求顺利，奉献之余，亦带来经济活动。

今次考古探方的范围只占整个地盘不足五分之一，但发现了围墙地基和角楼於不同年代建造的痕迹，以及有大量文物显示昔日聚落的日常生活，朱莉亚认为这已达到「重塑围村」的效果。这些文物日后会在重建后的衙前围村保育公园展示，她称，「今次出土文物多反映民间生活，容易为人忽视，这在我看来更为有趣，这是真的香港，是当时人们的真实生活。」

考古衙前围村发掘出大量文物，反映昔日围村聚落的民间生活。

「三大文物」获重用　游人可感受「围」的布局

完成考古研究后，基於考古发现新的地底文物，市建局委托曾经参与活化雷生春和中环街市的资深建筑师林中伟组成的建筑团队，参考考古专家朱莉亚的保育建议，在贯彻「寓保育於设计」的理念和国际保育文献列出的方针下，优化原有的保育公园的设计。

资深建筑师林中伟组成的建筑团队，在贯彻「寓保育於设计」的理念下，优化衙前围村发展项目原有的保育公园的设计。

基於旧方案兴建住宅大楼的位置，太靠近新发掘出来的四个围墙墙角的角楼和围墙地基，工程将影响文物的结构稳定性，市建局遂决定改变发展项目设计，在去年提出「强化版」保育发展方案 。

国际文物保育宪章《布拉宪章》指导方针列明，保育活化策略具五项重要文化遗产价值，包括围村建筑美学、科学、历史、社会和文化精神。建筑团队参考《布拉宪章》的理念，透过复修保育，传承围村的「形」和「神」。

在围村建筑美学上，由於衙前围村的角楼和围墙只剩基座遗迹，昔日围墙亦消失，不同於已获历史建筑评级的元朗吉庆围和屏山灰沙围等新界围村，只保存实体建筑已见其价值，衙前围村的「三大文物」-- 门楼、「庆有余」牌匾和天后庙，获保育并重用，以突显围村的建筑美学。

衙前围村的「三大文物」天后庙（左）、门楼（中）和「庆有余」牌匾（右），将保留於保育公园内。

围墙地基反映了历代建筑工程技术的演变、进行保养和受到破坏的情况。为了令公众更了解古代设计科技，林中伟指出，团队在遗址南北围墙地基侧、位於距离地面2米下位置，各选取长约9米较为完整的部分，重置在保育公园的中轴线附近展示。他说：「城墙地基如何砌成，会有近距离介绍」。保育公园内亦会设立互动考古园地，透过举办与考古工作相关的教育活动，将考古工程知识带进社区。

在彰显历史方面，经过考古发掘，围村出土的四方角楼正好界定围村的边界。在新方案中，市建局将发展项目的住宅部分从地盘四角的界线后移，以扩大保育公园面积，涵盖围村的角楼和围墙地基。公园将设有扩增实境（AR）装置的「诠释走廊」，以创新互动手法介绍围村的历史。日后游人只要沿角楼的界线行走，便可感受到「围」的布局，领略到围村兴建围墙、角楼和护城河，以抵御海盗和土匪的历史，让公众了解这些遗迹的原址面貌。

为了令整个活化项目更具社会价值，活化后的村屋将用作展示考古期间挖掘到的文物，例如陶瓷器具、硬币、寝具及建筑瓦片等，介绍围村的历史变迁，让公众更深入了解当时村民的日常生活；市建局日后亦会举办多元化活动，包括展览、导赏团等，让公众领略围村生活。

另外，天后宫前方会增设小型广场，予村民举办节庆活动，并预留土地兴建新的村公所，确保围村独有文化的延续，彰显保育项目的文化精神。

现时的保育方案扩大保育公园四成面积至逾2,000平方米，将围村的五大重要文化遗产价值，包括建筑美学、科学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及文化精神，以创新手法展现出来，让公众领略围村的历史氛围，达至新与旧的结合，并将地方文化承传。

保育与发展目标并存

整体而言，市建局提出的新方案较2007年提出的保育概念图，更全面保留围村中轴线上的历史建筑和村内巷里布局，以及原址保存围村四个角的角楼、地基及围墙等历史文物，同时善用地盘的南北两面土地发展新的住宅物业。林中伟认为，在融合新发展的同时，衙前围村在保育上做到「形」与「神」的传承 ，达致保育与发展并存的目标 。      

保育公园预计2030年落成，市建局将继续优化公园的布局和设计的细部细节，并进一步研究修订发展项目的住宅基座设计，确保发展与保育并存。重建工程开展后将有第二阶段的考古，朱莉亚期望届时会有更多有趣的文物和结构出土，增加对明清时代九龙湾一带围村生活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