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前圍村考古證生活歷史　保育角樓地基顯「圍」佈局

圍村是香港現存最古老的建築，其歷史文化深厚，最遠可追溯至宋朝末年。時至今日，一些位於新界的圍村仍有人居住，而部分地面上的圍村建築，包括城牆和角樓等，亦被列為法定古蹟而受到保育。然而，由於這些圍村備受保護，即使具有考古價值，考古學家亦只能研究地面上的建築物，未能進一步作地底考古發掘研究，令外界較難透過發掘埋藏在地下的歷史遺跡，了解古代圍村聚落的居民生活和演變，考究圍村在不同朝代的歷史發展。

市建局在2005年接手前土地發展公司於1998年宣布但尚未開展的黃大仙衙前圍村項目，積極探討如何兼顧發展和保育圍村。由於團隊需要評估和確認圍村地底是否埋藏昔日圍牆遺跡及村民聚居的證據，因而需要進行地下發掘，以確定最終保育方案。在此背景下，湊巧給予考古界一個珍貴的機會，進行全港首個針對圍村的地底考古研究。

衙前圍村考古發掘研究歷時六年多，研究報告協助外界了解圍村文化的起源，並一窺數百年前村民的生活情況及古代圍村建築的建築方法，成為香港圍村研究的重要參考。

考古圍村機會難逢   邀請國際專家參與

市建局完成項目相關業權收購和補償工作後，在衙前圍村項目的規劃初期，委託了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的保育專家盧光裕及其專家團隊，就項目展開初步保育研究。團隊建議保留村內的門樓、門樓上方的「慶有餘」牌匾、天后廟、圍村中軸線及八間原有結構較為完整的村屋。

經初步研究後，為了評估圍村地底可能埋藏昔日圍牆遺跡及村民聚居的證據，市建局在2016年邀請了曾在香港、東南亞、歐洲和地中海等地領導多個考古發掘項目的國際考古專家朱莉亞（Ms. Julie Van Den Bergh）為衙前圍村作獨立文物影響評估。

市建局邀請國際考古專家朱莉亞，為衙前圍村進行考古發掘研究，屬圍村研究上的突破。

考古經驗豐富的朱莉亞接受訪問時說，這次考古範圍涵蓋整個圍村地底遺址，是香港首次，絕對是一次獨特的經驗。她解釋，一般的公共考古項目，通常是在靠近海岸線的位置發掘，主要目的是了解史前歷史；至於針對圍村這類私人土地的考古發掘，則較為少見，而且相關考古研究是否受到重視，甚或開展，亦視乎發展商取態。

石製地基建於明清兩代  保育方案需依靠詳盡考古

朱莉亞仔細敲定考古方案，展開首階段挖掘，擬定11處探方位置，覆蓋遺址四角、四面圍牆及牆外的護城河原址等有較大可能發現古跡的區域。初步結果發現，在圍村的東北角和西南角，發掘到角樓和圍牆的石製地基，估計最早建於明清兩代。

朱莉亞遂建議擴大挖掘範圍，在2018年擴大四角圍牆地基的挖掘範圍和深度，了解有關地基的形狀和建造方法，亦進一步挖掘牆外的護城河原址，嘗試從沉積物中尋找最早期的村民聚落證據。團隊再於2020年第二度擴大挖掘範圍，了解圍牆地基的建造方法和建築物料、在不同年代的用途和受破壞程度。

考古團隊於2018年擴大四角圍牆地基的挖掘範圍和深度，因此了解到圍村地基的形狀和建造方法。

考古挖掘在去年年中結束，這次考古首次提供了古代圍村建造方法和圍村村民生活方式的證據和線索。朱莉亞說，角樓和圍牆地基遺跡的發現佐證了歷史紀錄，出土的圍牆地基為古牆的建造方法和石材提供資料，並發現圍牆石塊曾經重用，顯示村民在較近的年代曾重建圍牆，亦有圍牆的石頭用作回填護城河，再於其上建屋。

文物方面，朱莉亞指出，衙前圍村只是一條普通村落，找到大量古時的日常用具，反映不同年代衙前圍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面貌，「因為當時沒有廁所，他們需要用夜壼，我們正好在遺址找到一些，也找到屬於清代的墨台和耕牛相關的木具等」，顯示該遺址18世紀至20世紀初的農業文化，亦有捕魚器具、遊戲和教育相關的出土文物。

她又補充，出土文物中有部分來自日本的陶器和歐洲的器具，反映聚居村落已有一定繁榮程度，有經濟實力進口外來貨品。朱莉亞估計，明清時代的村民務農為生，主要收入來自在市集出售農作物，而由於當時從九龍灣到上水、粉嶺等新界地方，攀山越嶺有危險，不少人會到村中天后廟祈求順利，奉獻之餘，亦帶來經濟活動。

今次考古探方的範圍只佔整個地盤不足五分之一，但發現了圍牆地基和角樓於不同年代建造的痕跡，以及有大量文物顯示昔日聚落的日常生活，朱莉亞認為這已達到「重塑圍村」的效果。這些文物日後會在重建後的衙前圍村保育公園展示，她稱，「今次出土文物多反映民間生活，容易為人忽視，這在我看來更為有趣，這是真的香港，是當時人們的真實生活。」

考古衙前圍村發掘出大量文物，反映昔日圍村聚落的民間生活。

「三大文物」獲重用　遊人可感受「圍」的佈局

完成考古研究後，基於考古發現新的地底文物，市建局委託曾經參與活化雷生春和中環街市的資深建築師林中偉組成的建築團隊，參考考古專家朱莉亞的保育建議，在貫徹「寓保育於設計」的理念和國際保育文獻列出的方針下，優化原有的保育公園的設計。

資深建築師林中偉組成的建築團隊，在貫徹「寓保育於設計」的理念下，優化衙前圍村發展項目原有的保育公園的設計。

基於舊方案興建住宅大樓的位置，太靠近新發掘出來的四個圍牆牆角的角樓和圍牆地基，工程將影響文物的結構穩定性，市建局遂決定改變發展項目設計，在去年提出「強化版」保育發展方案 。

國際文物保育憲章《布拉憲章》指導方針列明，保育活化策略具五項重要文化遺產價值，包括圍村建築美學、科學、歷史、社會和文化精神。建築團隊參考《布拉憲章》的理念，透過復修保育，傳承圍村的「形」和「神」。

在圍村建築美學上，由於衙前圍村的角樓和圍牆只剩基座遺跡，昔日圍牆亦消失，不同於已獲歷史建築評級的元朗吉慶圍和屏山灰沙圍等新界圍村，只保存實體建築已見其價值，衙前圍村的「三大文物」-- 門樓、「慶有餘」牌匾和天后廟，獲保育並重用，以突顯圍村的建築美學。

衙前圍村的「三大文物」天后廟（左）、門樓（中）和「慶有餘」牌匾（右），將保留於保育公園內。

圍牆地基反映了歷代建築工程技術的演變、進行保養和受到破壞的情況。為了令公眾更了解古代設計科技，林中偉指出，團隊在遺址南北圍牆地基側、位於距離地面2米下位置，各選取長約9米較為完整的部分，重置在保育公園的中軸線附近展示。他說：「城牆地基如何砌成，會有近距離介紹」。保育公園內亦會設立互動考古園地，透過舉辦與考古工作相關的教育活動，將考古工程知識帶進社區。

在彰顯歷史方面，經過考古發掘，圍村出土的四方角樓正好界定圍村的邊界。在新方案中，市建局將發展項目的住宅部分從地盤四角的界線後移，以擴大保育公園面積，涵蓋圍村的角樓和圍牆地基。公園將設有擴增實境（AR）裝置的「詮釋走廊」，以創新互動手法介紹圍村的歷史。日後遊人只要沿角樓的界線行走，便可感受到「圍」的佈局，領略到圍村興建圍牆、角樓和護城河，以抵禦海盜和土匪的歷史，讓公眾了解這些遺跡的原址面貌。

為了令整個活化項目更具社會價值，活化後的村屋將用作展示考古期間挖掘到的文物，例如陶瓷器具、硬幣、寢具及建築瓦片等，介紹圍村的歷史變遷，讓公眾更深入了解當時村民的日常生活；市建局日後亦會舉辦多元化活動，包括展覽、導賞團等，讓公眾領略圍村生活。

另外，天后宮前方會增設小型廣場，予村民舉辦節慶活動，並預留土地興建新的村公所，確保圍村獨有文化的延續，彰顯保育項目的文化精神。

現時的保育方案擴大保育公園四成面積至逾2,000平方米，將圍村的五大重要文化遺產價值，包括建築美學、科學價值、歷史價值、社會價值及文化精神，以創新手法展現出來，讓公眾領略圍村的歷史氛圍，達至新與舊的結合，並將地方文化承傳。

保育與發展目標並存

整體而言，市建局提出的新方案較2007年提出的保育概念圖，更全面保留圍村中軸線上的歷史建築和村內巷里佈局，以及原址保存圍村四個角的角樓、地基及圍牆等歷史文物，同時善用地盤的南北兩面土地發展新的住宅物業。林中偉認為，在融合新發展的同時，衙前圍村在保育上做到「形」與「神」的傳承 ，達致保育與發展並存的目標 。      

保育公園預計2030年落成，市建局將繼續優化公園的佈局和設計的細部細節，並進一步研究修訂發展項目的住宅基座設計，確保發展與保育並存。重建工程開展後將有第二階段的考古，朱莉亞期望屆時會有更多有趣的文物和結構出土，增加對明清時代九龍灣一帶圍村生活的了解。